《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後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台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裏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裏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麽看法。
從編導到製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談話、采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裏他走到哪裏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麽感覺，不像罵你那麽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時是江蘇電視台最低穀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我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台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裏麵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麵對麵》《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盡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麽“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談左撇子的生活）之類的——這種話題的“實話”又有多少價值呢？於是在《走進直播室》，我們整天找的也是諸如“城市公共廁所太少”“打折騙局”之類無病呻吟的話題。話題定下來後，得找三四個嘉賓上節目，然後我就根據邀請的人寫台本：節目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談什麽，話題怎麽遞進等。有很多次領導看了我的台本後說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寫話劇啊？”本來談話節目就不需要什麽台本，是領導非要看台本，要我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