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鬆江之外，另一紡織工業中心是杭州，由於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置備生產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資本家，和除雙手以外一無所有出賣勞動力的手工業工人。資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計日給工資。這種新的剝削製度的出現，正表示著社會內部新的階級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以外，又產生了大作坊資本家對手工業工人的剝削關係。明初曾經做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織工對》，典型地記述了這種新現象：
錢塘相安裏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老屋將壓，抒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日傭為錢二百，衣食於主人。以日之所入，養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饑寒。於凡織作，鹹極精致，為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有同業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眾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88)
由此可見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裏巷，有若幹同一性質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時也是棉布商人；從個體的生產到大作坊的集體生產，有了單純協作，出品精致暢銷；經營這種大作坊有利可圖，資本家很賺錢，作坊也多了。資本家付給技術高的工人工資，雖為一般工人工資的兩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餘價值。
棉花棉布的生產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增加了，以稅收形式繳給國庫的棉花棉布，成為供給軍隊的主要物資和必要時交換其他軍需物資的貨幣代用品。洪武四年（1371）七月詔中書省：“自今凡賞賜軍士，無妻子者給戰祅一襲；有妻子者給棉布二匹。”(89)每年例賞，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戰襖十一萬賜北征軍士(90)，四年（1371）七月，賜長淮衛軍士棉布人二匹，在京軍士十九萬四百餘人棉布人二匹。(91)十二年（1379）給陝西都指揮使司並護衛兵十九萬六千七百餘人棉布五十四萬餘匹，棉花十萬三千三百餘斤。(92)北平都指揮使司衛所士卒十萬五千六百餘人布二個七萬八千餘匹，棉花五萬四千六百餘斤。(93)十三年（1380）賜遼東諸衛士卒十萬二千一百二十八人，棉布四十三萬四百餘匹，棉花十七萬斤。十六年（1383）給四川等都司所屬士卒五十二萬四千餘人，棉布九十六萬一千四百餘匹，棉花三十六萬七千餘斤。(94)十八年（1385）給遼東軍士棉布二十五萬匹，北平燕山等衛棉布四十四萬三千匹，太原諸衛士卒棉布四十八萬匹，等等。(95)平均每年隻賞賜軍衣一項已在百萬匹上下，用作交換物資的，如洪武四年（1371）七月因北平、山西運糧困難，以白金三十萬兩、棉布十萬匹，就附近郡縣易米，以給將士。又以遼東軍衛缺馬，發山東棉布貰馬給之。(96)十三年（1380）十月，以四川白渡納溪的鹽換棉布，遣使入西羌買馬。(97)十七年（1384）七月詔戶部以棉布往貴州換馬，得馬一千三百匹。三十年（1397）以棉布九萬九千匹往“西番”換馬一千五百六十匹。(98)皇族每年供給，洪武九年（1376）規定親王冬夏布各一千匹，郡王冬夏布各一百匹。(99)在特殊需要的情況下，臨時命令以秋糧改折棉布，如六年（1373）九月詔直隸府州和浙江、江西二行省，今年秋糧以棉布代輸，以給邊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