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一、貝多芬與力
十八世紀是一個兵連禍結的時代，也是歌舞升平的時代；是古典主義沒落的時代，也是新生運動萌芽的時代——新陳代謝的作用在曆史上從未停止：最混亂最穢濁的地方就有鮮豔的花朵探出頭來。法蘭西大革命，展開了人類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頁：十九世紀！多悲壯，多燦爛！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這一時期……從拿破侖到俾斯麥，從康德到尼采，從歌德到左拉，從達維德到塞尚，從貝多芬到俄國五大家；北歐多了一個德意誌；南歐多了一個意大利，民主和專製的搏鬥方終，社會主義的殉難生活已經開始：人類幾曾在一百年中走過這麽長的路！而在此波瀾壯闊、峰巒重疊的旅程的起點，照耀著一顆巨星：貝多芬。在音響的世界中，他預言了一個民族的複興——德意誌聯邦，——他象征著一世紀中人類活動的基調——力！
一個古老的社會崩潰了，一個新的社會在醞釀中。在青黃不接的過程內，第一先得解放個人（這是文藝複興發軔而未完成的基業）。反抗一切約束，爭取一切自由的個人主義，是未來世界的先驅。各有各的時代。第一是：我！然後是：社會。
要肯定這個“我”，在帝王與貴族之前解放個人，使他們承認每個人都是帝王貴族，或每個帝王貴族都是平民，就須先肯定“力”，把它栽培、扶養、提出，具體表現，使人不得不接受。每個自由的“我”要指揮。倘他不能在行動上，至少能在藝術上指揮。倘他不能征服王國像拿破侖，至少他要征服心靈、感覺和情操，像貝多芬。是的，貝多芬與力，這是一個天生就的題目。我們不在這個題目上做一番探討，就難能了解他的作品及其久遠的影響。
從羅曼·羅蘭所作的傳記裏，我們已熟知他運動家般的體格。平時的生活除了過度艱苦以外，沒有別的過度足以摧毀他的健康。健康是他最珍視的財富，因為它是一切“力”的資源。當時見過他的人說“他是力的化身”，當然這是含有肉體與精神雙重的意義的。他的幾件無關緊要的性的冒險(1)，既未減損他對於愛情的崇高的理想，也未減損他對於肉欲的控製力。他說：“要是我犧牲了我的生命力，還有什麽可以留給高貴與優越？”力，是的，體格的力，道德的力，是貝多芬的口頭禪。“力是那般與尋常人不同的人的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2)這種論調分明已是“超人”的口吻。而且在他三十歲前後，過於充溢的力未免有不公平的濫用。不必說他暴烈的性格對身份高貴的人要不時爆發，即對他平輩或下級的人也有枉用的時候。他胸中滿是輕蔑：輕蔑弱者、輕蔑愚昧的人、輕蔑大眾，然而他又是熱愛人類的人！甚至輕蔑他所愛好而崇拜他的人(3)。在他青年時代幫他不少忙的李希諾斯夫基公主的母親，曾有一次因為求他彈琴而下跪，他非但拒絕，甚至在沙發上立也不立起來。後來他和李希諾斯夫基親王反目，臨走時留下的條子是這樣寫的：“親王，您之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為我，是靠了我自己。親王們現在有的是，將來也有的是。至於貝多芬，卻隻有一個。”這種驕傲的反抗，不獨用來對另一階級和同一階級的人，且也用來對音樂上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