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刑事專家的角度來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說道,“自從莫裏亞蒂教授不幸過世之後,倫敦就變成了一座令人感到異常乏味的城市。”
“我想很多正派的市民是不會同意你的看法的。”我回答道。
“好吧,好吧,我不應該這麽自私,”他微笑著說道,並把他的椅子從早餐桌旁推開,“這樣一來,社會肯定是受益的一方,而且沒有人會遭受損失,隻是可憐的專家無所事事,因為人們不再需要他的職業。當那個家夥還在四處活動的時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晨報上看出無數可能發生的情況。通常,那隻是一些最不起眼的線索,華生,最細微的跡象,然而那足以告訴我這個惡毒的匪首正在某個地方摩拳擦掌、蠢蠢欲動——如同蛛網的邊緣稍有顫動,就會使你想到潛伏在網中央的那隻可惡的蜘蛛——那些小偷小摸、肆意施暴以及意圖不明的逞凶,對於掌握線索的人來說都可以連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對於一個研究上層黑社會的學者來說,歐洲任何一個首都都不曾具備過像當時的倫敦所具有的那些有利的條件。可是現在——”他聳了聳肩,幽默地表示對他自己花了不少氣力造成的這種現狀很不滿。
到我現在所談到的這個時間,福爾摩斯回國已經有幾個月了,而且我依照他的請求,出讓了我的診所,並搬回貝克大街的舊寓所與他合住。有一位叫作維爾納的年輕醫生買下了我在肯辛頓開的小診所,而且令人吃驚的是,他幾乎毫不猶豫就按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價格付了錢——幾年以後,我發現那個維爾納原來是福爾摩斯的一個遠親,而且那些錢實際上是由我的朋友自己籌措的,我這才完全明白過來。
其實我們一起搭檔的日子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平淡無奇,因為通過查看我的筆記,我發現在這個時期內發生的案件包括前首相穆利羅文件案、荷蘭汽船“福萊斯蘭德”號驚人事件。特別是後者險些要了我們兩人的性命,但是他那種冷峻、自重的性格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公眾讚揚,而且他以最為嚴格的規定來約束我不再提起他本人、他的方法或者他的成功——這項禁令,正如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直到現在才剛剛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