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曲折的，正如命運似一名脊椎側彎患者必須不斷複健一樣，我們耗盡心力為了使人生平坦，結果卻有可能更彎曲。
一切必須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講起。
八十年代開始那一年，我以《灶》獲得第一屆台大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暑假過後，從哲學係轉入中文係。那一年是我生命中少數幾個燦爛的年份，我仍記得自己像修道院的僧侶過著清樸的生活，卻在精神上宛如剛登基的皇帝要好好整頓江山：知識給我健壯的內在體魄，文學給我翅牓，家教與寒暑假打工讓我終於可以做到經濟獨立（開口向人要錢是我難以跨越的心理障礙，即使是向自己的父母也讓我難為情），美好的戀情也開始了。我壯起膽子做夢，夢著別人不敢夢的夢，我記得自己旁若無人地伸展雙臂走在椰林大道上，好似可以吞下整個天空。
這所大學給我的最寶貴禮物是對生命興起一股壯誌豪情與鍛煉築夢能力。教育是一門讓人發光的事業，使每個人自行開發潛能，琢磨成禮物，回獻給社會。就這一層而言，當年台大的藝文風氣確實令人懷念。我有幸遇到開明的師長，中文係葉慶炳主任、柯慶明老師及當年擔任助教的李隆獻老師，他們不因一張不漂亮的成績單而拒絕一個申請轉係的女生，願意把眼光放在那一疊文稿上，看出這個學生正在做夢而給她一個機會。
讓我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媒體與校園文學的關係。如我們所知，1988年報禁解除之前名列幾大報的報紙副刊幾乎不對外開放，肥沃的副刊疆土乃成名作家的禦花園，連蚊子都是園內品種，一般市井小民很難攻入。在這種背景下，七十年代後期大屯山城裏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秘密地玩著一種遊戲：向《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副刊投稿，每寫好一篇，附上一信及回郵信封，投向那茫茫無邊的大海，半個月後，那隻回郵信封像穿梭於敵我兩邊天空、傳遞軍情的鴿子，裝著稿子回來了，裏麵沒半句話交代——多少年後我才知道，對桌上積稿如山、不時還要安撫作家來電詢問何日刊登的副刊老編來說，這種投稿十之八九是直接退掉的，光靠存稿，登一年都登不完。然而，社會畢竟要往前走，雜草叢生裏說不定藏有機會。八十年代來了，它絕對是台灣社會發展中具有獨特活力的階段，《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的第一屆台灣“學生文學獎”是一塊呼喚獨角獸聚集的發光石，它讓埋伏於校園內的種子興奮地發芽。1981年，我以《有情石》獲得第一屆台灣“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第一名，記得是餘光中老師頒獎給我，當時內心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