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樹是一種易活好栽，適應性很強的樹種，但也有一個缺點，不像鬆柏那樣耐年頭。我們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幾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見。所以對左公柳的保護、補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個情節，也是官方的一種責任，曆代出台的保護文告接連不斷。這一半是為了保護生態，一半是為了延續左公精神。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護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驛道旁貼的一張告諭：“昆侖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裏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諭的重點不在樹而在人，是保護樹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傳承。進入民國時期，甘肅省政府兩次行文保護左公柳。1935年的《保護左公柳辦法》規定更為詳細：一、全省普查編號；二、分段保護，落實到人；三、樹如枯死，亦不許伐；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補齊；五、樹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違規者處以相當的罰金或工役；七、保護不力唯縣長是問。現存檔案也記錄了多起對盜伐事件的處理。1946年，隆德縣建設科長等人借處理枯樹，夥同鄉裏人員盜賣柳樹400棵，縣政府給予處罰後還要求“補植新苗，保護成活，以重先賢遺愛”。並就此對境內的左公柳進行了普查，還剩3610棵，都一一編號建檔。我們發現在清和民國兩代的政府文告中總少不了這樣的詞匯：左公、先賢、遺愛、遺澤等，要知道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蓋不住對左宗棠的尊敬。民國時還將左宗棠修繕過的蘭州城門改名“宗棠門”，由省長親筆題寫。在眾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權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於重慶，後經王震將軍提議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書從書名到內文，凡說到左宗棠時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稱“文襄公”，可見清和民國兩代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隻是進入當代後因極左政治影響才有了一個小的反複。但隨著人們對生態的再認識，又不覺想起了這位在西北栽樹的湖南人。於是我又聯想到一個著名的典故。當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頭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禦狀，眼看就要掉腦袋。大臣潘祖蔭惜才，上書疾呼：“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一句話救了他的一條命。假使當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複、西北的開發？真可是中國不可一日無西北，西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一人而懸湖湘，懸陝、甘、寧、青、疆，懸大清天下。拔危救難，力挽狂瀾，這樣的名臣史上能有幾人？不知為什麽，在西北采訪，我眼前總是浮現著蒼涼的大漠、浩**的隊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須發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邊的綠柳。有哪一個畫家能畫一張左公西行圖，或哪一個導演能拍一部片子，這將是何等的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