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展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展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準。他先後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而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卻任東北局的副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隻要有工作幹就行。
早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於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身。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麽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謫貶、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中間有一件事，1952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政治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為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為代表團跑前跑後，卻又上不了桌麵，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發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於完成任務，但最後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雲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陳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不會給他安排工作。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麵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