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麵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禦駕親征”。向來曆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麵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征、宋仁宗與範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禦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麵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麵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和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但是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曆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
每一個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麽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裏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正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裏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麽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