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馬上就會發現，這些現象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裏並非不常見，它們很可能是以各種或多或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我們不妨以一種新的科學理論的曆史為例，例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最初它遭到了痛苦的排斥，在數十年裏受到粗暴的否認；但是，不過一代人的時間，它便獲得了承認，成為朝向真理邁出的偉大一步。達爾文本人也獲得了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裏或立碑的榮譽。諸如此類的情況我們並不難理解。新的真理往往引起人們情緒上的抵抗；這些抵抗表現在一些爭論上，通過這些爭論，利於這個尚未流行的理論的證據就能受到排斥；看法上的爭論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一開始就有追隨者和反對者；前者的數量和重要性持續不斷地增加，直到最終他們占了上風；在整個爭論的歲月中它所關注的主題卻從未被忘記。我們很少感到驚訝，事件的整個過程竟占用了相當長時間；我們可能並不完全讚同，我們所關注的事物是群體心理學中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發現，在個體的心理生活中有恰好與這一過程相對應的類似物。如果一個人聽到了某個新的事物，以某種證據為依托，他應該認為這個事物是真實的，但這個事物與他的某些願望相矛盾，並且會動搖他以前非常珍視的某些信念，這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因此他將猶豫不決，尋找能使他懷疑這個新事物的理由，而且他自己要內心鬥爭好一會兒，直到最後才承認：“事情的確是這樣的，盡管我很難接受它，盡管讓我相信它是很痛苦的。”我們由此所了解到的隻不過是，自我的理性活動需要時間來克服強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反對意見。這種情況和我們正致力於理解的情況之間的類似性並不很大。
我們提出的另一個例子看來和我們的問題更缺少共同之處。一個體驗過某種恐怖事件——例如火車相撞——的人，他僥幸在這次事件中沒有受傷。然而，在以後幾個星期的過程中，他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精神和運動症狀，這些症狀隻能溯源於他受到的驚嚇、震驚等情況。他現在患了一種“創傷性神經症”。這是一個相當不可理喻的——就是說，一個新的——事實。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現這些症狀之間經過的那段時間被描述為“潛伏期”，是對傳染性疾病病理學的一種明顯暗示。經過思考之後，我們一定會深感震驚，盡管在這兩種情況——創傷性神經症問題和猶太一神教——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可以描述為“潛伏期”的這種特點。按照我們確定無疑的假設，在猶太宗教的曆史中，當脫離摩西宗教之後，存在著一段漫長的時期，其間沒有發現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跡，也沒有發現對儀式的輕蔑或對倫理道德的強調。因此我們提出這種可能性，我們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在特殊的心理學情境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