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當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學作學術講演。今天早晨八點鍾出席司法節紀念會，要我說話，我便提出嚴重的抗議，我說：“自從回到祖國來，差不多兩個月了，天天被剝奪不說話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說話的自由，也是自由了。”剛才朱騮先院長講到大陸上今天有許多朋友、同事、同學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人茶會上說：我們看到大陸上許多北大的同仁要寫坦白書，老朋友錢端升自白書有這樣一段話：“除了宣告胡適之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要進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的思想，是怎樣的呢？一個是思想自由，一個是學術平等。這種思想，大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料今天大陸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興得蔡先生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朱先生要我作一個學術講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個題目。多少年來鑽牛角尖，作《水經注》考證：但這個問題，在民國38年蔡先生的紀念會上曾經講過——整理四百年來《水經注》成績的小史——不能再講了。臨時想了一個題目——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客中沒有帶書；年紀大了一點，記憶力又差，說得不對的地方，還希望諸位先生改正。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個題目。禪宗史，從前認為沒有問題；等到民國25年以前，我寫《中國思想史》，寫到禪宗的曆史時，才感覺到這個問題不是那樣簡單。有許多材料，可以說是不可靠，尋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難。前次在台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曾提到在民國26年前到處去找禪宗史料一段故事。民國25年以來，禪宗史料慢慢出來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於日本，因為日本在唐朝就派學生，尤其是佛教的學生，到中國來求學。由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學生來。當時交通不方便，由中國拿回去的書籍，稱為舶來書，非常寶貴，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禪宗史料，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圖書館看到敦煌出來的材料，許多是8世紀同9世紀的東西，裏麵有神會和尚語錄一卷。我把這材料印出來以後，日本學者乃注意這個問題，搜求材料，也發現一種神會的語錄，還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經發表幾篇長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季刊》中發表的是《楞伽宗考》。這個宗派是從梁（南北朝）到唐朝中葉很大的一個宗派，是禪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禪宗最早的一個，是廣州一個不識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稱為六祖。《六祖語錄》（《壇經》）從敦煌石室出來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間寫的。我看到這個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學者印的48尺長的卷子本。這個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國本子的。現在中國的那個原本沒有了；日本翻印本也隻有一本在和尚廟中保存著。這兩個本子都是古本；拿來與現在通行的《壇經》比較，大有出入。現在通行的《壇經》是根據一個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壇經》隻有11000字，相差一倍。這多出來的一半，是一千年當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裏麵的。日本發現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發現這些新的材料，對於禪宗就有一個新的看法。我們仔細研究敦煌出來的11000字的《壇經》，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壇經》，隻有6000字，其餘都是在唐朝稍後的時候加進去的。再考這6000字，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