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皎又說：
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嚐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
後龍光（虎邱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祖述生公諸義。……林弟子法寶……亦祖述生義。
此外，祖述頓悟之說的，還有曇斌，道猷，法瑗等，皆見於《高僧傳》（卷八）。《道猷傳》中說：
宋文帝（太祖）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複習之？”答雲，生弟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幾稱快。
道生與道猷提倡頓悟。南京皇宮中的頓漸之辯論，皆在五世紀的前半。中間隔了三百年，才有神會在滑台洛陽大倡頓悟之說。
頓悟之說在五世紀中葉曾引起帝王的提倡，何以三百年間漸修之說又占了大勝利呢？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天台禪法的大行。天台一宗注重“止觀”雙修，便是漸教的一種。又有“判教”之說，造成一種煩瑣的學風。智本是大學者，他的學問震動一世，又有陳隋諸帝的提倡，故天台的煩瑣學風遂風靡了全國。解釋“止觀”二字，搖筆便是十萬字！
智者大師的權威還不曾衰歇，而七世紀中又出了一個更偉大的煩瑣哲學的大師，——玄奘，玄奘不滿意於中國僧徒的閉門虛造，故舍命留學印度十多年。要想在佛教的發源地去尋出佛教的真意義。不料他到印度的時候，正是印度佛教的煩瑣哲學最盛的時候。這時候的新煩瑣哲學便是“唯識”的心理學和“因明”的論理學。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說來頭頭是道，又有因明學作護身符，和種種無意義的陀羅尼作引誘，於是這種印度煩瑣哲學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細密的一大係統。偉大的玄奘投入了這個大蛛網裏，逃不出來，便成了唯識宗的信徒與傳教士。於是七世紀的中國便成了印度煩瑣哲學的大殖民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