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的白話詩，依我的觀察，似乎是從嘲諷和說理的兩條路子來的居多。嘲戲之作流為詩人自適之歌或諷刺社會之詩，那就也和說理與傳教的一路很接近了。唐初的白話詩人之中，王梵誌與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戲的路出來的，都是從打油詩出來的；王績的詩似是從陶潛出來的，也當有嘲諷的意味。凡從遊戲的打油詩入手，隻要有內容，隻要有意境與見解，自然會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詩的。
從兩部《高僧傳》裏，我們可以看見，當佛教推行到中國的知識階級的時候，上流的佛教徒對於文學吟詠，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四世紀的風氣承清談的遺風，佛教不過是玄談的一種，信佛教的人盡可不廢教外的書籍，也不必廢止文學的吟詠。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他與竺道壹書雲：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采……因有詩雲：連峰數千重，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棒。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走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這種和尚完全是中國式的和尚，簡直沒有佛教化，不過“玩票”而已。他們對於孔釋正同莊老沒多大分別，故他的遊山吟詩，與當日清談的士大夫沒有分別。這是一種態度。到了四世紀以後，戒律的翻譯漸漸多了，僧伽的組織稍完備了，戒律的奉行也更謹嚴了，佛教徒對於頌讚以處的歌詠便持禁遏的態度了。如慧遠的弟子僧徹傳中說他：
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嚐至山南，扳鬆而嘯。於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谘遠：“律禁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日：“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
這又是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