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與《全唐詩》都是官書，都不注明每一卷的來曆。這是最糊塗又最不負責任的編纂方法，這個方法就使這兩大部史料總集大大的減輕了他們的史料價值，就使我們感覺每一首唐詩或每一件唐代詔令或一篇唐代文字必須先考定其來曆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學術界的朋友（以上八字原作“日本的大學教授還”）有時還引用《全唐文》裏的假文件來作“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這些文件都是從不可信賴的假文件裏轉抄出來的。
我指出的幾個假文件，隻是幾個最明顯的例子，也許將來還可以多舉一些例子。
南港胡適
（一）所謂“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禦劄”
（《全唐文》十七葉十一）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雲，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此詔不見於《唐大詔令集》，也不見於現存二個最古本的《六祖壇經》。隻見於很晚出的德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序）宗寶（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版）本《壇經》的“宣詔第九”。
我在《壇經考之一》裏，曾指出《壇經》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曹溪大師別傳》，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請”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續藏經》的二編乙，第五冊。）如“宣詔”一章裏的“神龍元年（703）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也是出於《別傳》的“神龍元年高宗大帝敕”。《別傳》的作者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38），到神龍元年他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敕文字也經過了大改削。《別傳》的敕文原本更幼稚的可笑，大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