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此要弄清楚的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義。對武士來說，沒有什麽比卑鄙無恥陰險狡詐更令人憎惡了。義的觀念，也許錯了——它也許太狹隘了。一位著名的武士對它的定義是決斷力，他說：“義是在某項行動中堅定不移的作出決定的能力。要死的時候死，要攻擊的時候攻擊。”另一位則論述如下：“義就是人體的脊柱，沒有脊柱，頭就不能端正地處於上麵。手不能動，腳也不能立。因此，就算一個人才能學問俱全，無義照樣不能成為武士。有了義，即使有不足之處也足夠做武士了。”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並慨歎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此，我們“如同在一麵模糊的鏡子裏看到了”在他之後三百年出現於另一個國度裏的一位偉大的導師（基督）所說的，他的路是一條義路，通過這條路，迷途之人可以找到歸途。我說得偏離主題了，總之，照孟子看來，義是一條人們要重新獲得喪失了的樂園所應走的筆直而又狹窄的路。
甚至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由於長久的和平給武士階級帶來了閑暇的生活，隨之而產生了對各種娛樂活動和藝術的愛好。但是，就算這樣，“義士”這一稱號依然被認為遠遠高於任何擅長學問或藝術的名稱。四十七名忠臣的故事在我國國民的大眾教育中經常被引用，在民間他們被稱為四十七義士。
在一個以陰謀詭計為戰術、謊言欺騙為戰略的時代，這種坦率而真誠的男子漢的美德，是閃耀著最耀眼的光的鑽石，受到人們的最高讚譽。義和勇是一對孿生兄弟，同屬於軍事美德。但在談論勇以前，我還是先說說“義理”吧。它可以看作是義的派生詞，最初隻不過稍微偏離它的原型，然後漸漸遠離，直到在大眾接受的過程中背離願意。所謂“義理”，字麵意思是“正義的道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竟變成了一種公眾輿論期望去履行的模糊的義務感。它原來的、純粹的意義是單純而樸素的義務——因此，指的是我們對父母、上級、下級、乃至社會所負的責任。這時候，義理就是義務。義務除了是“正義的道理”要求和命令我們去做某事之外，還會是別的嗎？難道“正義的道理”不該成為我們的絕對命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