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的團茶，尤其是在宋代熙寧年間用於茶馬互易的團茶，“皆以粗茶”。為了運輸的方便，多采用竹篾包裝，並經舂壓緊實，箬裹囊封後的蒸青團茶，在長期的運輸和儲存過程中，其含水率基本會在10%以上。經自然氧化、濕熱發酵等交互作用，無意間便誕生了四川烏茶。隨著烏茶的傳播，以及邊疆地區對自然發酵茶的良好反饋，深刻影響了黑茶類的發展，乃至普洱茶的自然形成。
普茶一詞，首次出現在明代萬曆四十八年（1620）謝肇淛的《滇略》中：“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瀹作草氣，差勝飲水耳。”從明末謝肇淛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普茶雖已是蒸壓成團的緊茶，但製作工藝粗糙，青氣重，茶並不好喝。此“普茶”是否是普洱茶？似乎難以定論。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寫道：“普雨茶，蒸之成團，狗西番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到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元江知府章履成編纂的《元江府誌》記載：“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溫味香，異於他產。”此處的普洱茶，即是指茶名，又是指地理名稱。然後《元江府誌》又說：“元山在城西南九百裏普洱界，俱產普茶。”此處的“普茶”，的確是普洱茶無疑了。結合《元江府誌》的“普茶”，我們把謝肇淛的“普茶”理解為普洱茶，似乎也不能算錯。而方以智記載的賣到西番去的“普雨茶”，基本可以確定就是普洱茶。出身名門世族的方以智，可能因為少數民族方言的緣故，便把普洱的讀音記為“普雨”了。乾隆年間，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引用方以智的該段文獻時，對此作了注解：“普雨，即普洱也。”
民國初，柴萼的《梵天廬叢錄》寫到普洱茶時，可謂妙語連珠，他說：“普洱茶產於雲南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蒸製以竹，箬成團裹。產易武、倚邦者尤佳，價等兼金。品茶者謂：普洱之比龍井，猶少陵之比淵明，識者韙之。”柴萼對普洱茶的認知，可能受到了《元江府誌》的影響，也可能是喝到了與醫學大家趙學敏不同製法的普洱茶。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寫道：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苦澀，逐痰下氣，刮腸通瀉。”清代鹹豐年間，王士雄在《隨息居飲食譜》認為：“普洱產者，味重力竣，善吐風痰，消肉食，凡暑穢痧氣腹痛，霍亂痢疾等症初起，飲之輒愈。”趙學敏、王士雄二人都是清代著名的醫學大家，為什麽一直認為普洱茶味苦性寒，而民國初年的文人柴萼認為普洱茶性溫呢？要想解決這個疑問，就有必要認真梳理一下民國前後的普洱茶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