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主席談到，我們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毀了，我們的同學如像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對此，我亦深具同感。不過，在今天，不僅是我們的母校中國公學沒有了，大陸所有的大學，也都遭受到同樣的命運。有的學校被解散了，有的學校名字被取消了。這些學校的同學，也都受到我們同樣的遭遇。
關於中國公學的複校工作，我過去未能多所盡力，實在很慚愧。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母校自有它光榮的曆史，不問我們的母校能否恢複，而它的曆史是不朽的。如像北京大學，雖然一度改了名稱，但對於它的曆史並沒有多大關係。我覺得，我們目前應做的工作，是發揚中國公學的曆史價值，確定我們母校在中國革命史上和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
我在《四十自述》這本回憶錄裏，曾詳細敘述我在校的情形——我怎樣進了中國公學，後來又怎樣鬧風潮，以至同朱經農一些同學另外辦了一個新中國公學……，我寫這一段的曆史，很得力於趙健凡同學的幫助，因為他收集了好些我們在校裏出版的《競業旬報》。這上麵有很多我寫的文章和當時學校的動態的記載，有人認為我《四十自述》記這一段文字，對於中國公學的曆史很有幫助。
但我所寫的，都是民元以前的事情，而且也不完整。我想，在我們母校創辦人於右任先生的紀錄裏，在各位老師各位同學的記憶裏，一定有很多的寶貴的資料。像姚烈士為校務犧牲性命，像王雲五先生當時的“小辮子”……都可以寫成很有價值、很有趣味的掌故，把它匯集起來編成為我們母校的《校史》，作為永垂不朽的曆史紀念。這對於中華民國的產生經過和中國教育製度的沿革，都將是很有價值的文獻。
談到中國公學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這實在有深厚的淵源。中國公學的創辦，在表麵上是因為一部分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政府取締留學生的規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動的舉辦本校，但實際上，這批留學生都是革命黨人。教員中有於右任先生、馬君武先生……，這都是當時革命的中堅分子；同學中，大部分都參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參加黃花崗之役的饒輔廷烈士，都是當時的同學。我當年年紀很輕，是同學中的“子供”（注：日語小孩之意），還留著一條辮子，不夠革命，同學們認為我年歲小，也不強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勵我做學問，但我卻時常為學校的刊物寫文章；同時，多少也為革命盡點微勞。我當時英語比較還好，記得有天夜晚已經就寢，同學們將我喊起來，要我到海關辦交涉，因為有位留日的女學生從日本回國，為革命黨運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槍、炸彈，被海關扣下來，我便冒險的前去交涉，但後來實在無法可想，隻好不談東西，將人營救出來作罷。可見當時的中國公學，實在便是革命的機關。一般師生多是革命黨人。這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革命，實在有不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