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謝李（濟之）先生把今天就職典禮的儀式簡單化，更感謝政府允許我不須經過正式的就職典禮，隻作幾分鍾的講話，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曆史，這三十年的曆史，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們的心血造成的。創辦本院的第一任院長是我們的校長蔡孑民先生，輔助他的是楊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後，繼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騮先先生。在楊杏佛先生之後，擔任本院總幹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薩本棟先生、周鴻經先生等。他們把一生最重要的時期，——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中央研究院”，甚至犧牲性命。
朱先生更苦心維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對“中央研究院”有親切的關係，不僅我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我許多朋友的心血結晶。
去年十一月，朱先生以健康關係辭職，“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了三個院長候選人，呈請“總統”核定。“總統”沒有征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我患肺炎，發高燒到［華氏］一百零三度半。十一月三日（紐約時間），我病剛好了一星期，得到這個消息，即向政府懇辭，極力推薦李濟之先生擔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曆史關係，比我年輕，年富力強，在學術上也有貢獻。李先生一再謙讓；政府也沒有體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養好了回來。朱先生又寫了緊急信給我，說院長沒有人接替，院士會議不能再耽擱了，——這是選舉四十六年［度］的［新］院士十五人，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增加生力軍。這個會議的召開，必須有人主持。我乃請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替本院負責作重要的決定，讓我可以安心養病，等病好了一定回來。政府采納了我的建議，在去年十二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李先生今年一月十一日就職。就職之前，李先生電話問我：“什麽時候可以回來？”我說：“病好了一定回來。”李先生又問：“陽曆四月是不是可以回來？”我說：“可以回來。”因此，也就決定了召開院士會議的日期。院士會議的籌備工作，早就辦好了的，為了院長的接替而耽誤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