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這種著述,比較的起得很遲;最古的年譜,當推宋元豐七年呂大防作的《韓文年譜》、《杜詩年譜》。作年譜的動機,是讀者覺得那些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係很切;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作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不過初次草創的年譜,組織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簡單;拿現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簡陋的很。
但是自從呂大防那兩部年譜出世以後,南宋學者作年譜的,就漸漸加多了,到明、清兩代簡直“附庸蔚為大國”,在史學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過是學者的專利品,後來各種人物都適用了;起初不過一卷二卷,後來卻增至數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譜》有三十四卷,比較呂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遠。
作年譜的方法,經過許多學者的試驗發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從初發生到現在,進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們驚異。
甲 年譜的種類
年譜的種類可從多方麵去分:
(一)自傳的或他傳的
本人作自傳,歐洲、美洲很多,中國比較的少;但中國也不過近代才不多,古代卻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馬遷的自傳;《漢書敘傳》便是班固的自傳;《論衡自紀》、《史通自敘》,便是王充、劉知幾的自傳;《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馬相如、揚雄的自傳,這可見自傳在中國古代已很發達了。
由自傳到自傳的年譜,勢子自然很順;但自傳的年譜起得很晚,清康熙時孫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個。
孫奇逢作得很簡單,隻有些大綱領;後來由他的弟子補注,才完成了一部書。同時稍後,黃宗羲也自作一部年譜,可惜毀了,不知內容怎樣。
此外,馮辰做的《李恕穀年譜》前四卷,實際上等於李塨自己做的,也可歸入自傳年譜一類。我們知道李塨是一個躬行實踐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鬆的。他平時把他的事跡思想,記在他的《日譜》上麵,用來做學問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記不同。這種《日譜》不但可以供後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後人知道作者思想的進步,事跡的變遷,毫無遺憾。所以馮辰編《李恕穀年譜》,單把李塨《日譜》刪繁存要,便成功了。這年譜完全保存了《日譜》的真相,而且經過李塨的手定,簡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劉調讚續纂的,不是根據李塨的《日譜》,所以又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