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一個神話：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高達40%以上。
這種說法，不止見於通俗曆史讀物，也見於學術著作。某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中，便如此說道：“江戶末期男子的識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農村的村長之類的幹部幾乎100%識字，城市商人識字率也達到80%以上”。作者還給這段話標注了兩個注釋，顯示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流傳已久。
還有一些學術論文，則將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且認為比同期的歐洲（法國）還要高：“江戶幕府末期，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達60%—70%，而彼時的歐洲隻有20%—60%，法國則不到10%”。
這個神話，常被用來比較中國的清末新政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許多人依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再將這個結論，與清末新政的失敗、明治維新的成功相結合，推導出一種認知：晚清中國的“國民性”不足，國民程度太差，是新政無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導致了中日兩國的國運，在近代大不相同。
國運，與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間，當然是有關係的。但“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之說，卻並非史實，而是一個統計上的陷阱。
中文知識界之所以會流傳這個神話，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學者也說過相似的話。比如，北岡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中這樣寫道：
在江戶初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在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據說識字者的比例，即識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為40%—60%；成年女子為10%—20%。這在傳統社會是驚人的高水準，即使在現在，在此水準以下的國家也為數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各種效果，其一就是文書行政成為可能。一旦識字率超過10%，通過文書複雜有效地傳遞內容，就成為可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