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發展，世俗流行的諸多時尚新潮，青樓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從明末清初的《隨見錄》，至清末民初的《可言》所載，工夫茶一直是作為武夷岩茶的代名詞存在著的。民國以後，武夷岩茶已不再被稱為工夫茶，取而代之的則是特指出口的精製傳統紅茶，如政和工夫、祁門工夫、寧紅工夫等。到了清代嘉慶六年（1801），夢廠居士俞蛟，在《夢廠雜著·潮嘉風月》中，首次提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從此之後，工夫茶之名，始與泡飲之法建立了或疏或密的聯係。俞蛟書中所記的工夫茶泡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五年（1793—1800）期間，他以監生身份，赴嘉應州任興寧縣典史時，在程江六篷船上的見聞。
俞蛟，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清源，號夢廠居士，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夢廠雜著》是他唯一的傳世著作，嘉慶六年，成書於廣東齊昌官舍凝香室。《夢廠雜著》全書共分七卷，第七卷《潮嘉風月》，記錄了潮州、嘉應州一帶20餘名船妓的遭遇。其中就有“態度豐豔、柔情綽約”的濮小姑，“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為吟壇主”。據俞蛟記述：在六篷船上，名人書畫，紅閨雅器，無不精備。“閑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腳床二，非詩人雅誌不延坐。”當時的六篷船，究竟有多麽豪華呢？據清代長沙人周壽昌說：“水國遊船，以粵東為最華褥，蘇、杭不及也。”明清的蘇杭，可謂是“人間都會最繁華”。既然蘇杭的花船所不及，則證明了六篷船上的吃穿用度，無不奢華異常。其經濟後盾與消費基礎，無可爭議是來自於韓江商路的熙攘與繁榮。而極其雅致又帶有書香氣息的六篷船上的妓女，據記載，大多扮相時尚，工詩善唱，熟諳工夫茶飲，喜交品味高的文人士大夫。乾隆年間，狀元吳鴻任廣東學政時，在赴潮嘉（即潮州與嘉應州）典試途中，就曾在六篷船上結交了俞蛟筆下的濮小姑，並題扇贈詩雲：“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互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幹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