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年間，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區，其技法已經基本趨於成熟和完善，並且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甚至已經成為商人、茶客們炫耀擺闊、鬥豪競奢的一種生活娛樂方式。
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龍溪縣誌》記載：“靈山寺茶，俗貴之；近則遠購武夷茶，以五月至，則鬥茶。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長竹之筐。凡烹茗，以水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為上，惠民泉次之，龍腰石泉又次之，餘泉又次之。窮鄉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費，歲數千。”龍溪縣，為隸屬福建省漳州市的千年古縣。與嘉慶初年、俞蛟在程江上的花舟中所見一樣，“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夷，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而非此前舟上流行的蜀茶。過去的漳州，也是以靈山寺所產的茶葉為貴。到了乾隆年間，龍溪人便改弦易轍，紛紛爭相遠購武夷茶。這充分說明，武夷茶作為一個嶄新的茶類，在剛剛誕生不久，便受到了閩南人的熱捧。每年的五月，等武夷茶運至龍溪，民間便開始鬥茶。鬥茶的茶與茶器，隨著工夫茶的普及而漸趨奢侈化、標簽化，並且是必以大彬壺、若琛杯、大壯爐等為尚，烹茗以水為本，火候佐之。而明末張岱筆下的閔汶水，卻是“剛柔燥濕必身親，下氣隨之敢喘息？到得當爐啜一甌，多少深心兼大力”（《閔汶水茶》）。“今來茗戰得異人，桃葉渡口閔老子。鑽研水火七十年，嚼碎虛空辨渣滓”（《曲中妓王月生》）。從龍溪民間不惜財力的鬥茶實踐及其規製，我們尚能隱隱窺見閔老子原創工夫茶對後世的影響。由此可見，到了乾隆年間，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區，其技法已經基本趨於成熟和完善，並且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甚至已經成為商人、茶客們炫耀擺闊、鬥豪競奢的一種生活娛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