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真正實現有賴於能否確立穩定的秩序，而秩序的建設一方麵需要政府積極協調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使各利益集團在確認現代化共識的前提下進行有秩序的競爭；另一方麵，各利益集團以及全體社會公眾，為了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整體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對政府的監督權力，使政府的行為不至於超越秩序，或危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導與協調，使各利益集團及全體社會公眾的行為也納入秩序的軌道。簡言之，為了現代化的根本目標，任何個人、任何利益集團、任何行為的責任者和擔當者，都必須在秩序之內進行活動，而不應淩駕於秩序之上。
當然，和任何事物的發展規律一樣，秩序本身也是一種運動中的範疇。它既不可能凝固於某一點，同時，從實際運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遠處於平衡狀態。它的平衡是暫時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標，不平衡是為了重新實現更高層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階段，而不是社會成員的追求目標。
反觀近代中國的全部曆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之所以步履維艱，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卻無數複雜的內外在因素和機遇的喪失之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還在於社會公眾一直未能確立現代化根本目標下的秩序共識，遂使中國秩序一直處於不平衡狀態。
中國秩序的失衡不始於五四，而是與中國現代化同時起步。早在19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化醞釀之際，中國秩序的失衡即已顯露征兆。早期洋務運動思想家和傳統社會的改良主義者，困惑於中國進步與發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觀事實，便已試圖從傳統秩序的方麵尋找內在原因。如果說龔自珍“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墮，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的說法307。依然是“藥方之販古時丹”308，企求發揮傳統秩序的調節功能，挽救社會危機的話，那麽，魏源提出的“欲製夷患，必籌夷情”“師夷之長技之製夷”以及“款夷”的主張等，在客觀上勢必引發對舊秩序合理性的懷疑。他說：“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複，人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複。江河百源，一趨於海，反江河之水而歸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是以忠、質、文異尚，子、醜、寅異建，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況郡縣之世而談封建，阡陌之士而談井田，笞杖之世而談肉刑哉！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309這實際上是要求改變中國舊有的社會秩序以合乎變化了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