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民族中的青年學生對政治麻木不仁，對時事不事關心，那麽這個民族不但難以實現現代化，恐怕也難以生存和延續。一個民族的真正希望在於青年，在於學生，因此怎樣才能喚起青年學生的覺醒，調動青年學生的積極性、創造性和愛國心，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視的大事。
但是，從學生方麵而言，優點和缺點共存，優勢與劣勢同在。熱情、好動，無不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奮發精神，這無疑都是值得永遠保持的優良品質。不過，正是有了這種特出的優勢，也必須坦率地承認，往往容易被那些懷有某些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因此，青年學生在保持發揚自身優勢的同時，也應時時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對待自身，明確自己的真正責任與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愛國熱情的前提下，確立一種現代的秩序意識。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秩序就什麽事情也幹不成，即使是在反對外國侵略，爭取民族權利和尊嚴的鬥爭中也應具有一定的秩序。而且，由於學生自身的散漫性和衝動性特征，因而，雖然容易喚醒他們的愛國熱情，但實際上往往許多後來的行為就不是學生領袖或社會權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說令行禁止了。所以，學生的愛國熱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節製，最後吃虧的依然隻能是學生自己。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學生的愛國**和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無疑應當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僅從總結學生運動的曆史經驗與教訓的立場來反思，也不得不承認有許多後來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學生的最初願望，甚至有許多方麵有悖於現代社會的最基本和最起碼的要求。據五四運動親曆者和組織者許德珩的回憶：“四月底，巴黎和會決定了要把德國強占我們的山東‘權利’，判給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繼承。同時還拒絕了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五月一日，我們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個學生代表，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昂得眼裏要冒出火來。……三日晚上的會，北大全體學生都到了，各學校也到了許多代表，禮堂裏裏外外都擠滿了人，這算是北京全體學生大團結的一個會議。會開到很緊急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拿出一把菜刀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