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改造國民性、啟發國民意識、重塑國民品格的選擇，是世紀初國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結果，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自救自強運動的邏輯發展。就其本質而言，五四的選擇自然比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運動的諸多舉措深刻得多，它已觸及中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發展不僅取決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認識，而且取決於社會全體成員能否具備共同的語言和素質。
但是從另一方麵看，五四的選擇雖然是當時知識精英深思熟慮的結果，然其問題的焦點似乎找錯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前此種種救亡圖存運動歸於失敗，除去國民的不覺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麵的重要原因。換言之，近代中國幾次大規模的救亡圖存運動，都找到過當時中國問題的根本症結之所在，但它們之所以統統歸於失敗而無法成功，並不都在於國民的不覺悟，而是另有原因在。
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的意識危機和社會危機並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國基本上都能順利地解決這些危機，從而使中國社會不斷地變化與前進。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以炮艦撞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社會依其內在的規律，似乎應該能夠完成其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302
西方列強的入侵擾亂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僅就社會經濟而言，它一方麵對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麵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麵，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