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學術界的通行理解，五四運動有廣、狹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指1919年因山東問題而引發的愛國熱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大遊行、火燒趙家樓及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為標誌；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指1919年前後長達十餘年的新文化運動，其內涵與外延都相當廣泛，前後期的變化也相當複雜和明顯。
但不論廣義的五四運動還是狹義的五四運動，它們都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狹義的五四運動即使沒有山東問題的引發，也遲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發；廣義的五四運動即使因某種原因而推遲，但它遲早也會以某種其他形式而發生。因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和學術流變的內在規律在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
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看，五四運動的爆發與前此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世紀初中國人精神迷惘與探索的繼續和發展。易言之，五四運動雖直接啟導於山東問題，但其思想背景卻是世紀初中國人的精神迷失與困惑。
20世紀的最初幾年，清政府鑒於鎮壓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從事的維新運動之後的停滯狀況，特別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所帶來的血的教訓，又一次深切感到帝國統治的普遍危機。於是，清政府於1901年初當兩宮尚在西安流亡之際便匆忙地宣布預約變法，以期以新政消弭國內人民的反抗，以變革的姿態來換取列強的重新信任。從後來新政的實際舉措看，清政府雖然竭力貶低與排斥康梁的變法路線，但從思想本源來說，畢竟真正第一次認同了康梁的危機意識。
平心而論，清政府對待這次新政的態度是積極而真誠的，也確實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諸如調整官製、整頓吏治、改訂刑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堂、廢除科舉以及準許滿漢通婚、勸諭婦女放足，等等。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清政府的這次新政終於失敗，到了1905年，實際上已難以再繼續進行下去。正如是年7月的一份上諭所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