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選擇代表了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環節。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國人操之過急的浮躁心理，無視社會秩序和諧在社會發展與進步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們渴望一夜之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不願在有序的環境裏為民族複興做艱苦細致的長期努力。五四之後中國一係列戲劇性的變化，差不多都可以從這裏尋找到思想淵源。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事件之一。它標誌著中國人，至少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意識的覺醒，是1840年以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由此揭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即中國的政治已不再限於職業政治家範圍，而擴大到了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層麵；中國政治的陰晴冷暖已不再是職業政治家的任意作為，而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知識分子合作的態度。
五四運動開創了新的時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此後的中國曆史，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幾乎一直受製於五四傳統，也幾乎一直操縱於五四新人之手。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五四之後的中國曆史發展，種種成就皆應導源於五四，而種種失誤、種種罪孽也幾乎莫不與五四有關。鑒於此，欲準確理解和把握五四之後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不能不對五四的功過是非進行係統的梳理與分梳，汲取其有益的經驗和教訓，拋卻其不足和失誤，從而繼承五四的真精神，減輕新一代中國人心靈上的五四迷霧，超越五四，為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更為美好的明天而舉國努力，真正實現五四青年以鮮血和生命捍衛的崇高目標。
作為已經消逝的過去，五四精神與五四運動已成為往昔的記憶和客觀存在。然而由於五四之後中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五四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總是糾葛在一起，人們不惟依據現實的需要著力宣揚五四精神的某一方麵，甚至基於現實的要求將五四運動本不存在的精神強加於五四。致使五四的真相與精神越發模糊，使五四成為政治家和那些期望有朝一日成為職業政治家的人們手中的一塊“敲門磚”和“避邪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