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輕率地選擇帝製複辟作為解決中國權力危機的手段，一念之差使其成為了中國曆史上的千古罪人。他不僅將中國導入一個更加危險的境地，而且實際上扼殺了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機會，從而為20世紀的中國一再拒絕民主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口實和“例證”。但是，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檢討這段曆史的時候，我們也不難發現袁世凱的政治選擇既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責任也不全在袁氏一人。
依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政黨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最終是把重點放在動員選民的戰略上，譬如選舉時提名候選人和進行選舉戰。政黨的能量隻能通過選舉而發揮，而絕不允許也不應該借助於公開的暴力和象征性的暴力手段。正如一些國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選舉是說服的機會，是能公開開展利益誘導的場所。它是通過行使物理力來達到目的的場所，也是能廣泛開展輿論工作的場所。政黨在演說會場和選舉事務所動員支持者，誇耀自己影響力之大，並隨便許諾和說空話，大量散發宣傳小冊子。就連在說明會和有勢力者聚會的碰頭會和講演會的會場上，政黨暗示露骨的利益誘導都是理所當然的。”284顯而易見，政黨政治得以進行的關鍵性條件，是各個政黨都必須在一種有序的競賽規則中競爭，都必須遵循一些最起碼的競賽規則，而不允許超越這些規則進行公開的暴力活動或象征性的暴力手段。
以此反觀辛亥革命之後的國內各個政黨，我們不難看到，許多政黨除了掛著一塊政黨的政治招牌外，他們並不明了政黨政治的一些基本規則，許多政黨的黨魁個人素質和政治品質之差，令人吃驚。當時目睹中國政黨政治實際狀況的日本政治觀察家宗方小太郎在1912年7月就預言：“共和國成立後政黨林立。通觀全國新政黨之數不下一百餘種，然而彼等並非為革命開發民智，增進政治思想，而係完全倚仗權勢、利害及地理關係。各黨黨綱幾乎完全相同，處於混亂龐雜狀態之中。且各黨既無優秀黨魁，黨員又無何等訓練，故政治節操缺乏，以致釀成政界混亂。該國之形勢早已不堪多數政黨對峙，終於產生政黨合並之現象。然而研究成立此種政黨之各種要因，即知純為彌縫一時而已，終至成為互相猜疑排擠，爭權奪利。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開始瓦解，舉國將成為黨爭之巷。如此腐敗之國民，欲收政黨政治之實績，終屬不可能之事。由此觀之，中國政黨結社之勃興適足以阻礙其國政之發展，而啟官民交爭之端，其結果徒成為擾亂天下之工具而已。”285真是不幸而言中，後來的事實發展確實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