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在政治上的選擇隻能是西方先發國家所普遍采用的經典模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這一選擇不僅沒有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將中國引上現代化的坦途，反而導致了比晚清更加混亂的社會、政治秩序，更加黑暗的政治統治，甚者一度出現帝製複辟的思潮和行為。中國的未來前途究竟應該向何處去，曾一度困擾著中國人。
存在的並非都是合理的，隻是已經存在或已經發生的曆史事實，必定具有發生的內在依據和原因。辛亥革命之後的帝製複辟思潮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洪憲帝製及更為短命的張勳複辟，雖然是中國曆史上的“怪胎”，是一場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醜劇”，但平心分析這一思潮的發生與發展，以及這一思潮之所以發生的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便又不能不承認，這一思潮以及由此思潮演化而來的行為，並不是某些人的異想天開或一廂情願，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曆史發展的“必然意味”，是世紀初國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結果，於此既不能證明民主政治、議會不合乎中國國情，更不能由此得出辛亥革命不合乎中國的需要，中國隻能向後走，而不能前進的結論。
辛亥革命之後，帝製複辟思潮之所以發生的直接動因，無疑來源於權力危機。按照孫中山的設想，在推翻專製主義的政治製度之後，建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254主張由國民選舉共和國總統，選舉議員，製定憲法，並最終實現國家的一切大事都按照憲法執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能洋溢著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然而，由於中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中國奴隸製度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255絕大多數國民並不具備民主共和的基本素質，無法徹底擺脫傳統社會下所形成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意識，“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256在民眾尚未根本覺悟的現實條件下實行民主共和，要麽使這種製度流於形式，一般國民並沒有條件和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誌，行使自己的權力；要麽居於社會之地位的革命黨人也不得不趨從於一般民眾的現實思想水平，當“革命破壞滿清政府以後，一般人民每訾謂隻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經驗，所以一般議論都希望官僚執政。如袁世凱時代，幾乎大家說非袁不可。革命黨自稱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既輿論說非袁不可，隻好相率下野，將政權交與官僚。”257中華民國除了一塊空招牌之外，其餘一切照舊。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所宣揚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平等自由並沒有得到，中國依舊循著舊有軌道前進。如魯迅所描述的那樣：“我們便到街上去了一通，滿眼是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