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基於對立憲與共和兩種方案的比較，力主舍棄立憲，實行共和，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相信人為的力量可以改變曆史的進程，以及共和之製優於立憲製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背景，是他們對清廷的普遍失望。一方麵不相信清廷有能力實行立憲政體。宋教仁說：“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而成者也；其所以設資政院，立內閣，非以立憲國之立法機關與責任政府視之也。故其對付資政院之權限與內閣之組織者，亦不得責以立憲之原則者也；其所以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麵，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89先不說清政府是否真的願意就此放棄部分君權，即其能力也不能不令人懷疑。另一方麵，革命黨人從一開始就深深地懷疑清廷的立憲誠意，以為清廷所允諾的預備立憲隻是清廷在滅亡前夕所玩弄的騙局，其唯一目的隻是為了消彌革命，維護滿族人的政治統治。吳樾說：“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製中國，無論專製、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製、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寧死毋二，即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190不消說，這是基於民族主義情結而對清政府的不信任。
立憲不足以救亡，共和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然而共和比立憲更進一步，清政府更不可能同意。於是辛亥革命的先軀者決計徹底打碎那個舊世界，然後在全新的基礎上建立人人平等的共和政體。朱執信說：“今之非革命者，則曰：立憲易，革命難。嗚呼！是烏知立憲，是烏知革命。夫歐美孰有不革命而能立憲者，況中國之立憲不可同於歐美也。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國立憲難。能立憲者，惟我漢人。漢人欲立憲，則必革命。彼滿洲即欲立憲，亦非其所能也。……凡此諸難，一以民族不同之故而迄，則欲救其難，舍革命更無他術。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連屬，第一目的既達，第二目的自達。何則？其難既已去也。”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