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先軀者們沒有預料到的後果，在當時的中國並不是沒有任何人預料到。然而由於革命黨人一方麵陷入了革命的誤區，隻認準了一條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國，從而對其他各種選擇方案均置於不容討論之餘地。另一方麵，由於清廷自身的原因，處處被動，既無協調社會進步發展的能力，更無法穩居社會生活與社會運動的主導地位，從而使清廷喪失了一次又一次機會，於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激起革命黨人的反感和失望，中國隻能沿著革命的道路義無反顧地前進。
應該承認，清廷的有利機會在它存在的最後幾十年裏並不算少。戊戌維新運動不必說了，即使在戊戌維新運動被鎮壓下去之後，清政府也有幾次重大時機可以重振起來。比如1901年的新政，它雖然在開始的階段由於戊戌政變的陰影無法喚起國人的理解和支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清政府不斷地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至少到了1905年的時候，由於立憲運動的開展，國人的政治情緒實際已被調動起來，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完成中國政治的現代轉化，為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開辟一條通路。
善良的願望當然無法代替殘酷的現實。立憲運動或許代表著中國的未來與希望，但畢竟由於諸種複雜的原因和機緣巧合而無法變為現實。從清政府一方麵說，我們當然不能相信他們對立憲的態度是那麽的真誠與渴望，它和所有的政府一樣，就其本質而言，麵對權力的削弱與可能的製衡均會感到不快，至少統治階層中的主要人物無法毫無私心。事情的真相或許如某些傳統的說法那樣：“以專製暴戾之西太後，於晚年訓政之日，乃有采用立憲之意，此亦事之至奇者也。蓋西太後當庚子之時，信用載漪，縱容拳匪，開釁列國，犯天下之不韙，當載漪勢時，西太後、榮祿等，幾為所製。辛醜回京以後，懲於權臣之專擅，首設會議政務處，集王公大臣以議要政。而其裏麵，則尤有一重要之關係，即大阿哥被黜，廢立之謀未遂，恐光緒帝一旦親政，故集其黨羽，設此會議，使光緒雖出，亦僅能擁其名而不能握其權也。迨袁世凱等以君主立憲之說進，彼西太後者，當垂暮之年，豈猶為國利民福計，而為此立憲之預備耶？亦欲藉此限製君權之說，使光緒帝不能行權於其身後耳。故西太後之采用立憲，全出於私心。其假逐年籌備以為敷衍之計者，蓋不欲於及身親見之。司馬昭之心，固路人之所知也。”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