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高層統治者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內耗與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後兩黨的外在形象日趨明朗的時候，這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便是，人為地將統治階級分成若幹集團，舉國共識的建立更是艱難而不可預計，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國是否還能沿著舊有的軌道繼續前進，是否必須進行體製及基本國策方麵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實際最高統治者西太後的想法，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有複雜的背景和多方麵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務新政及幾十年來的基本國策是不對的。不過，甲午戰爭的考驗確實也暴露了中國內政特別是體製方麵的一些弱點和不足，中國就此進行某些適度的改革與調整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正當其時。因此，在甲午戰爭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西太後對於國人的抱怨與指責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同情，並對康有為以及一些開明官僚的維新呼喚、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應。當她第一次看到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後，不僅沒有指責這一方案的過激與荒謬，而是“留覽十日”，進行審慎考慮之後批轉“各省督撫會議奏覆”，29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西太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變法，反對改革。
西太後不是頑固的守舊派，作為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她渴望中國的繁榮與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在她統治的幾十年中，如果沒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務新政不可能發生與發展。事情的真相或許正像她所陳述的那樣：“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也。”也就是說，隻要有利於中國的富強與發展，有利於恢複中華帝國在國際社會應有的風度、尊嚴與地位，西太後並不是堅決排斥與反對，而是樂觀其成。然而，西太後畢竟是大清帝國的最高主宰，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肩負著對大清帝國、萬民百姓無人可比的曆史重任，因此，她對改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從來都基於一定的原則性和某些政策底線，從來都不是無所顧忌的徹底改革派。在她看來，中國如果不改革，不引進、吸收外來先進的東西為我所用，中國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隻是這種改革必須立足於一定的原則，“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30而且，任何改革都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循序漸進，操之過急引起動**可能適得其反，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