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著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然而由於社會基礎、經濟條件的不具備，因而使其理想隻能是十足的政治浪漫主義。而且，他們的理想究竟如何實現，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隻是憑借光緒皇帝的聖明與果敢，康有為曾經充滿**地寫道：“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桓撥速成雷轟電掣也。皇上天賜勇智，鑒考今古，深觀時變，遍察萬國，遠念帝舜、武丁、句踐、太宗文皇帝之圖跡，下鑒亡明、緬甸之覆轍，伏願幾暇垂覽此書（指《俄主彼得變政記》），日置左右，彼得舉動，日存聖意，摩積激動，震越於中，必有赫然發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其跡，而神武舉動，絕出尋常，雷霆震聲，皎日照耀，一鳴驚人，萬物昭蘇，必能令天下回首麵內，強鄰改視易聽，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以中國二萬萬方裏之地，四萬萬之民，皇上舉而陶冶之，豈可量哉？”35很顯然，這裏除盲目的樂觀和一些假設性的前提外，康有為並沒有對如何才能實現他的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方案。
假設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事實上，光緒皇帝並不像康有為所期望的那樣聖明與果敢。因此，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雖然遲早必將遵循康有為等人指出的道路，但在當時似乎條件尚不具備，中國最近期的發展尚需另外謀求一種變通的方案，既不可能也無法退回到舊有的軌道，也不可能沿著康有為的指點繼續前進。
後來的事實也剛好證明了這一點，康有為的政治改革僅僅鬧騰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動**和社會心理的普遍不滿，西太後隻需舉手之勞便將百日維新全案推翻，中國似乎又回複到舊有的軌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