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指出的是，上述世紀末的恐慌雖然是19世紀最後幾年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具有較為普遍的意義，但它畢竟在最初的幾年尚不足以成為時代的主流思潮，更不足以影響清政府的決策。因此，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說仍以清政府居於主導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夠正確地吸取在甲午戰爭中的教訓，並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那麽，不僅19世紀的最後幾年將平安度過，而且勢必為20世紀的中國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條件。
然而，遺憾的是，清政府內部由於派係的衝突，不僅無法對甲午戰爭的教訓與後果達成共識，而且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也缺少一種總體把握，遂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之中，使中國再一次喪失了發展的良機。
清政府的內耗不始於甲午戰爭之後，而是由來已久。這一點倒應歸咎為中國傳統的舊體製。在傳統體製下，中國政府從來都是皇帝的禦用工具，而政府內部也缺乏一致的觀念和起碼的共識。表麵上，他們都對皇權中心負責，從不同方麵服務於皇權利益；而實際上，他們隻是利益的組合，是皇權中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采取的相互牽製策略。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皇權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學智慧和政治智慧，如果具有應有的權威和足夠的膽略，那麽，政府內部的相互牽製無疑有助於保障皇權中心決策的正確性，反之，則不僅容易導致決策的失誤，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諉，誰都不願負責的局麵。
由此反觀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我們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國的失敗完全可以歸咎為政府決策的失誤，而政府決策的失誤則又導源於政府內部的派係之爭。所謂帝、後兩黨的爭執，所謂清流派的攻擊，他們在本質上並不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而是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價值取向。這樣做的結果，勢必削弱中方統帥部的權力，使中方主帥處處受到掣肘。明晰內情的美國人畢德格說：“李中堂（鴻章）未有盡其力之所能為而已。中國素不以與外國戰爭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並無調度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製，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此中東之所以異也。言官見東勝而中負，乃盡情誣罔，歸咎於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風捉影之談，冀動朝廷之聽，而思自壞其長城，其害較中國之敵人而更甚，殊為可哀之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