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中國在坐失二十年發展機遇、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終於醒悟，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曆程，史稱“洋務新政”，或“同光中興”。
又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中國的經濟構成已經發生巨大改變，近代化的工業基礎逐漸成型，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即中國資產階級也在緩慢成長。中國的政治架構尤其是法律製度經過三十年調適，也在向世界靠攏。應該說，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期，世界各國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遙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國按照自己的規則按步就班前行時，士大夫階層和軍方鷹派覺得中國已經了不起，覺得三十年前各國都有點對不住中國，執意複仇，發誓像列祖列宗那樣開疆拓土，弘揚國威。於是，中國在洋務運動34年時改變了韜光養晦既定政策，為了朝鮮與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幾個月，清軍原形畢露，大清國“同光中興”的神話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中國三十年高速增長依然不敵同期發展的日本，戰爭結束後中國人痛定思痛，以為都是先前“中體西用”惹的禍。因為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沒有像日本那樣追慕西方，沒有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強國”的企圖和勇氣。於是，中國在1895年不期然改變先前幾十年發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進入“維新時代”。此後，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其實都是亦步亦趨模仿日本。短短十幾年，大清國成為曆史，中國發展根本轉向。
曆史沒有辦法假設中國在1895年的轉向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再以“線性進化論”去分析曆史發展，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放棄洋務新政實在可惜。中國在那個時候之所以不期然放棄洋務既定方針，不期然轉身向東，又與那之前幾十年清廷始終沒有說清中國未來目標和方向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