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99年在《自由書》中寫道，“中體西用”的思想嚴重束縛了中國人，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他相信這個思想“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並沒有完全放棄“中體西用”路徑依賴。這究竟蘊含著怎樣的道理，當然不是梁啟超這樣徹底否定所能解釋的，因為“中體西用”雖說隻是一個概念，但其前後期並不是同一個意思。
中國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之後被迫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的。之所以兩次被打方才覺悟，而不像其他“後發國家”麵對西方工業文明迅即擁抱，主要原因還是中國文明底蘊太深厚了。文明傳統原本是個積極因素，到了這個時候反而成為前進的包袱。
在十六世紀之前很長時間，中國文明確實有資格傲視全球。但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人類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巨大的產能過剩迫使工業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國被迫卷入世界一體化，其實就是被硬拉著從農耕文明走上工業文明。
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人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中國的落後隻是暫時的、局部的，中國隻是在科學技術上不如人，要論精神文明，中國人三綱五常名教倫理遠超西洋。所以那時稍有眼界的中國人如馮桂芬，雖然承認中國的失敗，但認為這種失敗並不說明問題。他耐心勸告大家“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洋諸國富強之術”。這就是“中體西用”發生之初的情形。
顯而易見，“中體西用”在近代中國早期具有進步意義，這種思想就是勸告中國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負麵影響，相信中國文明在與西洋文明充分接觸後，一定能夠重構一個新體係。這種勸說對於減弱反對者的壓力，相當有效。這些反對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堅守了“倫常名教”，那就學點“奇技**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