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歡古典詩詞，在上課時經常引用。大約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東西河沿的勸業場大樓買了一本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一天晚上我在老師娛樂的工會俱樂部（隻是一間寬大的屋子，其中有克朗棋等）的沙發上津津有味地讀著。不料，此時王先生進來了，我趕緊站了起來。他揮了揮手示意我坐下，並拿過我手中的書。王老師一看書名，很興奮，馬上將李煜的許多名篇背了出來，如“春花秋月何時了”“無言獨上西樓”之類。他又驚訝我喜歡詩詞，說：“這是一個不錯的愛好。每讀一首詩都是一次享受。”後來我走上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圍老師同學愛好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大約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問題，先是不見他講課了，後來從校園裏消失了。“反右”以前，群眾對於在政治運動中的落馬人物還不太敏感，幾乎沒有見麵不理或躲著走的現象。中學生更是無所謂。最初我們在校園碰見王先生還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時在校園中見到老師要鞠躬的），可是後來就有同學傳說，王老師是“特務”。那時我們受解放初反特文藝作品的影響，對“特務”都有個定型的認識，說王老師是“特務”那是誰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師從校園消失以後，大家議論少了一些，但是還有議論。有的同學說，解放前，王老師喜歡讀書，不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與錢雱老師不一樣，那時錢老師就是地下黨。因此同學們認為這是清算他的不積極參加“學運”。1957年我讀了宗璞的《紅豆》，小說中有位熱衷於學問，對學生運動沒有興趣的男大學生，後來留學去了美國。我想王老師如果去了美國也就沒有事了吧？
離開師大附中後腦中還常常縈回王老師的問題。小時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學又同校的胡天培在六十年代初因為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去了北京紅星農場。有一次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還記得王樹聲麽？”“怎麽不記得？咱們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說：“我在紅星那裏管製勞動。好多附中的老師都在那裏被監督勞動，像張汝漢、朱正威等。我一見他們就很尷尬。”那時的學生是很尊敬老師的，當這種尊敬與現實政治狀況發生衝突後，其心態可以想見。進入八十年代撥亂反正之後，在電視上經常看到王先生作為模範教師出現在熒屏上，真為他高興。真是應了“金子早晚總會發光”這句話，不過他被埋沒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