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後，報刊上雖然偶爾也有舊體詩詞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黨派中的上層人士，即使偶有知識分子的作品（如蘇步青、夏承燾、高亨等）出現，那是一種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麽人都能發舊體詩的。我沒有見過一般作者舊體詩出現在報刊上。編訂出版舊體詩集更是一種極特殊的事情。最初隻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詩詞》，後來朱老總出版了《朱德詩集》。這件事到了文革當中幾乎成了朱老總一條“罪狀”，1966年底文化界造反派批判說：毛主席出了詩集，你也出版詩集簡直是與毛主席分庭抗禮，平起平坐。當時我看了這種荒謬批評就想連賀敬之、郭小川都能出版自己的詩集，為什麽朱老總不行呢？後來我才明白了，新詩隻是文學創作，舊體詩則是政治待遇。舊體詩集不是誰都能出的。
七十年代末聶詩出現了，先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數喜歡舊體詩的人們中流傳，隻讀過幾首，經三十年而不忘的就是“文章信口雌黃易，運動椎心坦白難”（現在的印本是“思想椎心坦白難”）。後來，《散宜生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而且胡喬木作序，這似乎是有點標誌性的，舊體詩終於被主流社會承認是文學作品，聶老以詩人的身份登上文壇了。
什麽是文學？五十年代文藝理論受蘇聯影響，特別強調文學的特質是“形象性”，特別是人物形象（這個理論與俄國文學以敘事性作品為多有關），沒有形象便被趕出文學大門之外。這樣古代許多優美的詩文比如賈誼的《過秦論》，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有什麽人物形象？“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燈遊。”“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有什麽形象？這些都麵臨著又被趕出文學之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些文論家曲為之說。他們認為古代一些抒情詩、寫情散文、議論文雖然其中沒有寫到形象，但通過抒情、寫情、議論，塑造作者本人的形象。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學有自己的特點，不能拿蘇俄理論的帽子，來套中國傳統文學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