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他都能兼容並包，胸襟開闊，願意也能夠傾聽別人講話，不說他人的壞話。如果沒有外力的播弄，他與上級、同事、下級（包括學生）都會有很好的關係。17年間（指文革前17年），政治運動不斷，廖先生雖然常常挨批，但沒有受過實質性的處分（如劃右派、右傾等），而且還有幾次升級。人們開玩笑說，廖夫子是福將，一有運動就挨批，但沒有耽誤漲工資。這說明北京教育界和學院的領導對他有好印象，認為他是老實人，分配給工作無不勤勤懇懇去完成，從不講價錢，正像他自喻的老黃牛（“反芻集”的名字即源於此）；文藝界領導周揚也知道他，有次講話就說道“誰說共產黨內沒有秀才？廖仲安不就是一個嗎？是黨的‘紅秀才’”。這句褒揚在文革中給他召來無數麻煩。小將們說：廖仲安不僅是北京黑市委教育戰線的幹將，還是文藝黑線的幹將。
專案組費了好大勁調查他，除了一般的組織關係外，沒有發現他與北京舊市委和中宣部領導有任何特殊關係。朋友、老學生也都是與他保持了幾十年的友誼的。有一次與我提起他的老師朱自清的話“幾十年了，朋友就是那幾個，老婆就是那一個”。我笑起來，心想“這真是夫子自道”。他的朋友，不管我見過沒見過，大多耳熟能詳。因為他每每言及他們。今年春節，我去看他，問及他找我要的《趙儷生回憶錄》收到沒有。他說：“收到了。挺好看的。我叫人給劉國盈送去了，他住養老院了，很悶。”劉國盈是我上大學時的係主任，也是他北大老同學、師院的老同事。他的幾個老學生我也大多認識，為《反芻集續編》寫序的李華就是1959屆的畢業生，不幸他已經於幾年前去世。連他的家庭都是值得羨慕的，四個孩子都是文革當中長成的，都被動亂耽誤過，但他們學曆最低的也讀到碩士，在國內外不同領域取得驕人的成績。有一次我問起，他是怎麽教育的。他說他誰都沒有教育過，他們自己長成的。我說您這是垂拱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