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前三十年對於古代文化評價不高，但那時頻繁的政治運動卻往往發難於古典文學或曆史研究領域。這裏舉幾個比較昭著的。如50年代初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50年代後期的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古為今用”以及“拔白旗”“插紅旗”（在文史研究領域最為激烈）；60年代批判忠王李秀成的“忠王不忠”和批判吳晗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等等都與古典文學密切相關。這個時期每個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與文史有關工作的知識人更是心懷惴惴，怕寫文章、怕被人抓住小辮子、怕犯錯誤等，也給一些善於“成人之惡”的小人以絕好的出風頭、攀高枝的機會。他們眼如雷達，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四處搜尋對象。於是在研究領域的批判、否定和空論日益增多，實事求是的研究日益減少。
廖先生說這一個時期是“知識分子三災八難的年月”，一點不假。不會看風轉舵、不趨時，總帶著一些理想主義的知識人更容易動輒得咎，免不了要經曆“挨整、挨批、受處分”的苦難，廖仲安也是這樣。
近幾十年的政治運動無不以改造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相標榜，但廖先生的感受是“運動、批判並沒有使懷疑減少，而且往往更增多了懷疑”。可悲的是，文章可以少寫或不寫，但老師不能不講課。講課中如何評價作家、作品成為最敏感的問題。領導強調在這些問題上要“把好關口”。
當然這對於“無可無不可”、毫無學術良知的人好辦，社會通行“寧左勿右”一套，隻要把古人一概罵倒，這樣安全係數最大（當然1970年代如果罵到秦始皇、法家頭上結果也不美妙）。而廖仲安不能，他說“我們這些身臨講壇，在同學們十目所視下的教書人，不能不緊張地關注著校外的‘風’和校內的‘浪’”，更不能昧著良心胡說。那時有些學生在社會風氣熏染下以革命自居，向黨委校方舉報告發老師“放毒”也是常有的事，做教師成了高危行業，不久文革就證明了這一點。廖仲安心裏還是有一杆秤的，他盡量本著學術良知去做，這就不能不與外界環境發生衝撞。我們從《反芻集》許多文章中可見其內心的掙紮，比較典型的是20世紀60年代所寫評價曹植、蘇軾作品的文章和20世紀70年代寫《水滸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