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的確，廢除科舉這麽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間就完成了，這似乎應該標誌著中國近代以來製度變遷的大勢所趨。然而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說以科舉為代表的傳統教育選拔製度，真的已經離我們而遠去，真的已經成為曆史了。
中國現代教育製度與科舉製度之間的博弈過程有許多戲劇性的場麵，比如當初設立“京師大學堂”的時候，因為科舉製影響之大，使得每到了鄉試、會試期間，大學堂宿舍中的學生就走空了一半。這種局麵現在當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在我們今天的教育考試製度中，科舉製度確立的許多基本的原則，比如把知識的本源歸附於政治權力，把體察“聖人”的意誌和語錄作為學習和考試的唯一標準（“代聖立言”），比如對於人類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體製與國家行政體製的高度合一，比如因為教育考試體製與行政體製一體同構而導致的嚴重腐敗等等，就依然一直嚴重地梗塞在一百年以來的教育發展過程中。
王學泰：高考剛剛結束，各種媒體都把高考放到極重要的位置，幾乎全社會都動員起來了，一切都要為高考讓路。考完了，媒體又開始議論誰是狀元、各地的狀元會受到當地政府如何優惠等等。從這些議論中，我們仔細揣摩一下群體的情緒心態以及價值取向，令人恍如在科舉時代。
王毅：時過一百年，社會也經過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麽為什麽人們卻很難走出科舉製度的餘蔭呢？這的確是需要認真說明的問題。
科舉在中國製度文化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形成的過程
王學泰：造成科舉遺緒延綿不絕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為科舉曆時太久，如果從知識階層通過一種製度安排能夠進入統治階層說起，幾乎近三千年。春秋以前社會的管理層或說統治層是士以上的貴族。隻有貴族才有資格進學校，擁有知識，具備管理技能。春秋以後原來的貴族社會管理體係解體，以孔子為代表的學術下移，有教無類，使得一批不是貴族的人掌握了文化，成為新的知識層人士，從而獲得了進入管理層的資本。因此《管子》中對社會製度管理層人員來源的設置就產生了變化。“士”之子恒為“士”，但農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為“士”（後來還有主張通過軍功進入管理層的設計——法家的主張）。這就破除了社會階層之間，特別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能流動的製度藩籬，其意義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