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原始儒家講究“法先王”，並非是像“批林批孔”運動中所說的是主張複古倒退，複辟古代奴隸社會。而是他們把政治理想的設計都堆垛到一位古代聖王身上去，這些“聖王”或是真有其人，或是假托，但其標準是固定的，是關注人民，具有“人溺己溺，人饑已饑”高尚道德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智慧的聖人。實際上這是“道統”的具體化；天真的儒者希望通過“法先王”把當世君王引入符合他們政治理想的領域。這一點在孟子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希望通過宣傳聖王，把現實中那些不合格的君王改造成為符合他們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聖人。然後通過他們統一天下使得人們得以在“聖王”的統治之下，享受他所實施的“仁政”的幸福生活。
當沒有權力來製約的時候，就隻能聽任它無限伸張。這時自有“聖之時者”自動放棄“道統”，遷就“治統”。我們讀一下《史記·叔孫通列傳》，其中對道統諂媚權力有生動的描寫。漢代剛剛建立，叔孫通拉那些帶有點原始儒家色彩的“魯諸生”去為漢朝製禮作樂，而“魯諸生”認為“積德百年”才能興禮樂。當然叔孫通期待的是眼前利益，他動員了大部分儒生跟他走了。當漢統治者賞給他們官做和賜金五百斤的時候，他們都樂瘋了，頌揚叔孫通“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荀子就是這樣一個“聖之時者”的倡導者，他的為法家所說過的“法後王”的口號，為後代的諂媚當世者開了無數法門。這不是像批林批孔中禦用文人講的那樣是“厚今薄古”，而是**裸地諂媚“治統”，諂媚權力。
那麽，是不是我們如果拋棄“荀學”，繼承“孟（軻）學”就比較好一些呢？其實“荀學”的產生也絕不是個人品質問題。儒學本質上是宗法製度在意識形態上的表現，而宗法製度本身就是家長（宗子）製，儒家主張君王好比一家或一族之長，他的權力是來自血緣是不能挑戰的。如果這個君王真是太壞了，得罪了天（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會懲罰他的，此時便會出來一個新的聖人，吊民伐罪，開創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湯武革命”。儒家最進步的說法就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認為“天意”往往就是民意，但是儒家並沒有從這裏引申出君王應該由民眾決定的理論，當然他們也不可能設計出一個用權力限製權力的機製。荀子認為既然社會的改造一切決定於權力，因此才去諂媚權力。而孟子權力在麵前可以“說大人則藐之”，可以正氣凜然，但更多的是無可奈何。他對權力的批判也多停留在道德層麵，他對仁政實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仁心的發現上。這個期待就是無力感的表現。總之，沒有國民權利通過相應的法治製度而對權力的製約，什麽“學”也不可能對權力有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