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自清末以來出了數代知識分子，李澤厚1978年寫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把知識分子分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再加上解放的一代，（19世紀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和**紅衛兵的一代”。李文發表之後至今又可以說產生了兩代知識人。這八代知識人到底有多少人，由於標準不同，也難以數計。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學養、思想意識有很大差別，社會責任感也有重有輕。我屬於李澤厚所說的從4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代。他說：這一代人“虔誠馴服，知識少而懺悔多，但長期處於從內心到外在的壓抑環境下，作為不大”。最初看到這個意見不免有些驚悸，仔細一想也確實如此。我們不僅欣逢不許讀書的時代，而且那也是被訓斥要做“馴服工具”，還要時時不忘“要鬥私批修”的時期。在這樣的條件下，造成我們這一代無知和卑瑣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我在很早以前就對社會大轉變的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有幾分向慕和敬仰，成為我心儀的對象。其中我最為感佩的還是蔡元培、魯迅、胡適。我之所以欽佩除了他們的博學多才以外，還有三條：
第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強烈的社會關懷，對於當時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強勢群體的為非作歹，他們都以自己習慣的方式進行批評、批判，扶助處於弱勢的社會群體。批評與批判不一定都是體製外的，體製內的批評更能搔到癢處。蔡元培、胡適有時是屬於體製內的人物，但是他們從未放棄對當時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批評的權利。
第二，明確而堅定的獨立自主意識。他們不僅能夠頂住橫逆勢力的壓迫，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奉承之下，也不就坡下驢。魯迅講過一個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故事。易卜生寫了《玩偶之家》以後，受到社會上的普遍讚揚，一次力主婦女解放的組織宴請他，說他為婦女解放做了很好的工作。易卜生站起來致答辭時說：“我是在寫戲，並沒有其他的意思。”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作家身上，大多是要順竿爬的，就是我恐怕也難以免俗。而魯迅就是不肯順竿爬，寧肯“煞風景的人”。胡適對他人的讚揚也常常持批評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