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會兒申請研究經費還挺困難。我將通俗小說定義為江湖藝人，或者說是遊民的自我表達，包括我對《水滸傳》、《三國演義》裏，充滿了遊民文化與意識的評價，讓所裏的同仁視為荒謬。恰好董乃斌（現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時任研究所副所長，與我關係不錯，比較了解我的想法。於是，他向大家表示，‘我們支持學泰研究一下吧，盡管他的觀點大家還不理解，但我們試著看看，它到底怎樣荒謬’。”
撰寫《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期間，王學泰編輯了包括秦暉、雷頤、水天中等人的一套隨筆叢書，名為“學人文庫”，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一本《燕談集》。
“當時出版社想做點宣傳，請我聯係一些著名學者揄揚一下，我認識的人不多，但恰恰與李慎之先生的女兒李伊白很熟，於是請她捎上這套書給她父親。本來想讓李先生就其中有關西方學術的隨筆談談想法，不料幾天過後，老爺子打來電話，說看了我的《燕談集》，對其中有關‘遊民文化’的部分特別有興趣，問我還有這方麵的作品嗎。我說我正做著一個項目就是有關遊民文化，基本寫完，有三十多萬字，您願意看我可以打印出來給您寄去。”
“我在文中引用三國劉關張結義時的一段故事，引起他的共鳴。這是一個反映遊民心態的故事。據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唱本所說，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劉備指派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裏殺光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回心’，隻因張飛一時心軟，放走了關羽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生子關索。關索長大後認父歸宗，為關羽拒絕。關索大怒，翻臉威脅，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親等人。這些觀念都是與宗法傳統大相背離的，反映的是處於社會底層的遊民進行冒險生涯時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