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是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遊』。遊民生活的空間在江湖。江湖是幹什麽的呢？它是遊民覓食求生的場所，遊民脫離了宗法網絡，一無所有，他們為最基本的需求——生存而奔走奮鬥。遊民既是社會問題，又是文化問題。
遊民觀察者
此篇發表於《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0月）。采訪者是該刊記者彭淑女士，采訪時間是2011年9月。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裏，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1999年，王學泰在他的代表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引用了聞一多先生（原話來自於英國學者韋爾斯的《人類的命運》，聞一多在《關於儒·道·土匪》中引述過來）的這句話。
學界曾有人將王學泰研究的“遊民文化”，與餘英時的“士文化”、吳思的“潛規則”，並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現”。
在多次采訪中，王學泰一再闡述他所定義的遊民：“凡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遊**於城鎮之間，沒有穩定的謀生手段，迫於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都可視為‘遊民’。有沒有文化並非是決定性因素。”
“遊民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意識到，隻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歡迎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
“當然，這裏聞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識’，也就是我所說的‘遊民意識’。”在文中，他進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難者
“這是一個在舊詩詞、舊小說熏染下成長起來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紅塵、遺世獨立、清高飄逸、不騖名利、**不羈、冷嘲熱諷的亡臣隱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線裝書、一壺清茶……他最終決定去追求豐富的學識。這樣，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學無術的資本，生活就有了內容和樂趣。任何新事物的缺點、失敗他都欣喜，它都用來證明自己是時代目光犀利的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