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宗教（這是鄉土型的秘密組織，基本群眾是農民。其教首和中堅往往是遊民）活躍於明中葉以後，幫會（江湖型的，其成分大多是遊民）形成於明代中葉以後。明初，社會控製比較嚴酷，但自英宗正統以後，皇帝日益懶惰，君臣日益隔閡（起源於英宗即位時年齡太小，不能天天上朝，即使上朝，時間也盡量壓縮，後遂成為習慣，而且每況愈下），社會控製力日益下降。
洪武時，貫徹朱元璋製定的法外之法——《大誥》——可以說是雷厲風行。當時能夠全文背誦《大誥》的就有19萬人之多。可是永樂時期《大誥》已經不再執行，稍後，《大誥》甚至不為官員所知。後來皇帝常常幾年甚至十幾年不見朝臣，萬曆時期則幾十年不朝，官員告缺也不補，國家機器全靠慣性運轉，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控製則仰仗民間社會。比如明初，農民不許離開原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編纂了戶口黃冊和魚鱗圖冊，以控製百姓，可是通行不到百年，便成一堆廢紙。由於土地兼並劇烈，從15世紀中葉起，就形成全國性的流民。弘治間，據保守的估計，全國約有流民1000萬人左右，約占全民的九分之一。在這種狀態下如何能禁止商人、僧道流動？如何能查處秘密教門和各種合法與非法的結社？明朝皇帝懶就是他們對曆史的巨大貢獻；這與清代皇帝勤快是對曆史的巨大犯罪一樣。因為當政治製度成為嚴重的社會發展的滯後因素時，最高統治者的不作為反而對社會發展顯示出正麵價值。
9.您還提到了當代文學作品中的兩個典型遊民形象，阿Q和韋小寶，一個是失敗者，一個卻神行百變，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這種分析十分有趣。
這兩個文學形象從其出身、思想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都是典型的遊民。不過魯迅更寫實，金庸在塑造韋小寶時包含了許多想象的成分，這種想象往往是作者的內心向往的虛擬實現。遊民雖處在社會底層，卻是最為活躍的一個階層，特別是在社會動亂或社會的大變革中，對於遊民來說是個改變自己處境的機會。許多遊民的確也改變了自己的處境，但更多的遊民則死於戰亂（其他階層死於戰亂也不會少）。因此韋小寶式的人物肯定是有的，阿Q下場的人則更多。不過，因為《鹿鼎記》是武俠小說，韋小寶式人物的成功被漫畫化了，似乎他的成功就在於他講義氣、有福氣、沒脾氣、沒傻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