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漢事件已經發生好幾天了，我都沒有發表意見。我之所以沒有發表意見者，一來是因為我們作學問的人，養成了一種壞習慣，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實。這件事情發生的頭十天，我還不很知道事實的真相。無可疑的事實固然有幾點，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於矛盾，所以不便隨便妄下判斷。二來因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門，不知道甚麽，所以也無從說起。三來因為我病好一點出門來，各界的意見和議論已經很多了，所以也沒有說甚麽。現在事實已較明了了，我的身體也較好了，而在各種意見當中，主張較和平一點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見容的樣子。所以我想說幾句話。不過我說的話，我想定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我的主張，比較傾向於和平方麵一點；在現下一般人熱氣正高的時候，說和平派的話，自然不大時髦，不容易得著大家的熱烈的同情的。
我的話也很平淡，沒有甚麽出奇了不得的地方。聽說有人在執政府提議要把梁任公先生驅出國境，我覺得這大不好。我們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嗎？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裏？出版有自由，言論也有自由。一個人隻要他有種意見，在他自己總有發表出來的權利，在我們總不能禁止別人發言。意見的對不對又是一個問題，就算不對也盡有商量討論的餘地，何至於就說不愛國了呢？譬如昨天報載說我介紹學生與英公使見麵，並說我與英國人勾結起來了。其實這件事是平常的。格裏博士在英使館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國情形，中國朋友也很多。他托歐美同學會秘書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說英使很想見見學生界的領袖，看看彼此的意見究竟如何。我想這也沒甚麽壞意，一麵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寫信到北大學生會的。同是中國人，我們是一樣的愛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