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說日向新村裏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新潮》二，頁75）。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製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一班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卻又不讚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著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曆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新青年》七，二，一三四。）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隻要萬人真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新青年》同上）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義，簡直全是淨土宗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現社會的新村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為“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哪一個不是一方麵崇拜個人，一方麵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隻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為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