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請我吃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麽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我便問我自己道，他和他們不相同之處在那一點呢？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一種“良妻賢母”的人生觀。
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在席上，估量這位女子，大概不過三十歲上下，卻帶著一種蒼老的狀態，倔強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動，似乎都表示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似乎都會說道：“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嚐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才算盡我的天職，才算做我的事業呢？”這就是“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看這一個女子單身走幾萬裏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險，要想到大亂的俄國去調查俄國革命後內亂的實在情形：——這種精神，便是那“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一種表示；便是美國婦女精神的一種代表。
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我並不說美國的婦人個個都不屑做良妻賢母；也並不說他們個個都想去俄國調查革命情形。我但說依我所觀察，美國的婦女，無論在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等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個“自立”的心。別國的婦女大概以“良妻賢母”為目的，美國的婦女大概以“自立”為目的。“自立”的意義，隻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作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心理，以為“婦人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主內”；婦人稱丈夫為“外子”，丈夫稱妻子為“內助”。這種區別，是現代美國婦女所絕對不承認的。他們以為男女同是“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沒有什麽內外的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