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朝治世與亂世的製度不同，丞相的權位每有轉移。其時間常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前代末期的亂製往往被後代承認為正製。例如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乃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亂世的變態製度；但唐代就正式定它為常製。樞密院本是唐末與五代的反常製度，宋朝也定它為正製。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名義。我們研究曆代的官製，不要被名稱所誤。兩代可用同樣的名稱，但性質可以完全不同。每代有合乎憲法的正製，有小人用事的亂製。各朝的正製有共同點，亂製也有共同點；名稱如何，卻是末節。盛唐的三省等於漢初的丞相，與漢末以下演化出來的三省全不相同。以此類推，研究官製史的時候就不至被空洞的官名所迷惑了。
（二）中央與地方
宰相權位的變化，二千年間循環反複，總演不出新的花樣。變化的原動力是皇帝與皇帝左右的私人，與天下的人民全不相幹。這在一個消極的社會是當然的事。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秦漢以下也有類似的定例。太平時代中央政府大權在握，正如秦漢的盛世一樣。古代封建製度下的階級到漢代早已消滅。階級政治過去後，按理可以有民眾政治出現；但實際自古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沒有發生過真正的全民政治，並且在階級消滅後總是產生個人獨裁的皇帝政治，沒有階級的社會，無論在理論上如何美善，實際上總是一盤散沙。個人，家族，以及地方的離心力非常強大，時時刻刻有使天下瓦解的危險。社會中並投有一個健全的向心力，隻有專製的皇帝算是勉強沙粒結合的一個不很自然的勢力。地方官必須由皇帝委任，向皇帝負責；不然天下就要分裂混亂。並且二千年來的趨勢是中央集權的程度日愈加深。例如漢代地方官隻有太守是直接由皇帝任命，曹掾以下都由太守隨意選用本郡的人。南北朝時，漸起變化。隋就正式規定大小地方官都受命於朝廷，地方官回避鄉土的製度無形成立。若把這種變化整個認為是由於皇帝或吏部願意攬權，未免因果倒置。主要的關係恐怕還是因為一般的人公益心日衰，自私心日盛，在本鄉做官弊多利少，反不如外鄉人還能比較公平客觀。所以與其說皇帝願意絕對集權，不如說他不得不絕對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