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反對並沒有能夠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國或其他國家的傳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追溯過它的發展階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爾（G.Stanley Hall）邀請榮格和我去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進行一周時間的講學（用德語），時值該校成立二十周年校慶。霍爾是那裏的校長。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幾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學的課程之中。他有一點兒“競選人後台老板”的風度，樂於做那種樹立起一些權威、然後再將他們罷免的事情。我們還在那裏見到了哈佛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顧年高，熱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當時普遍受到人們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護精神分析的文化價值及其目的的純潔性之中。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由於反對強迫性神經症的先天素質說，所以，他是個受倫理偏見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傾向於把精神分析與某種特殊的哲學體係聯係起來，並使之成為替道德目的服務的工具。這一次美國之行給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個事件，是與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會見。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們一起散步時發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來，把他攜帶的一個小包交給我，讓我在前麵先走，說他心絞痛又發作了，等這陣子發作一過去，他馬上就會趕上來。一年以後，他死於那種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麵對死亡來臨之際也能夠象他那樣毫無懼色，那該多好啊。
當時我年僅53歲，我覺得自己年輕而健康。對那個新世界的短期訪問在各個方麵激發了我的自尊心。在歐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裏，我發現那些最優秀的人物對我是平等相待的。當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講台發表《精神分析五講》時，我好像實現了一些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種妄想的產物，它已成為現實的一個寶貴的部分。自從我們訪問之後，精神分析在美國一直未曾失去市場，尤其在一般群眾中間特別流行，並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醫生承認它是醫學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遺憾的是，它由於被淡化而大受損害。更有甚者，許多與它無關的濫用也打著它的旗號作幌子，並且在理論上或技術上都幾乎沒有任何徹底的訓練機會。在美國，它還同行為主義發生了衝突。行為主義是一種幼稚至極的理論，竟然誇口說，它認為全部心理學問題根本不值一談。